李佩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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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天才”的“邪恶发明”

1774年6月，英属马萨诸塞省的伍斯特县镇，掀起了一场小小的“茶杯里的风波”。43位镇上的“政治显要”，包括传统政治家族的成员、律师和书记员们在内联合起来，公开反对小镇上这几年来，离大英帝国越来越远、靠波士顿越来越近的政治路线。

彼时，四年前的“波士顿惨案”（BostonMassacre）的余韵尚在，一年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激荡了整个新大陆，同样冲刷着这座小镇上人们的观念，从对乔治三世伸过大洋征税的手的“不可容忍”，悄悄滑向“脱英”的可能。

这43位“显要”的担心确实也并无道理。仅仅三个月之后，“伍斯特革命”（WorcesterRevolutionof1774）爆发了。包围这座县镇的34个乡村出动了近乎一半的成年男性农民人口，这些武装的民兵夺取了法院的控制权，逼迫这些显要们脱下帽子持在手中，局促地在短短的小镇主街上来回行走，同时口中大声念诵着他们“将屈服于人民的意愿，承诺永远不执行英国议会的违宪法案”三十多遍，以便所有居民都能听到英国的权威已经被扫除在地。历史学者雷·拉斐尔（RayRaphael）认为，这次小镇革命所象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向新英格兰群众的易位，宣告了“美国革命的真正开始”，虽然军事进攻，也就是独立战争的号角，要再晚一年吹响。

事实上，伍斯特镇不是被动接受了省城波士顿的震荡，而是波士顿主动靠近了这座人口稀少、存在感并不强的小镇。三个月前，小镇“政治显要”们最骇然和最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波士顿通讯委员会，这个仅仅在两年前成立的组织、机构，或者说，没有人在之前见识过的古怪“事物”，通过不停地向省内各县成立的通讯委员会（当然也包括伍斯特的）发送、接收、汇集、再发送，包括“纪事和会议通讯”、宣传“小册子”在内的信件和印刷物，让松散的、本来只能听省城传来的新鲜事的县民们感受到了他们也是潮水的一部分，并且对于自己也能够推动潮水的方向信心高涨。

“这些邪恶的人（特指通讯委员会），用奇怪的观点把镇民引向邪恶的一边。”这些小镇“政治显要”们用激励的言辞来谴责和抗议，通讯委员会作为“现代发明的产物”，“由一个小集团策划，为了服务他们的特定设计和目的”，“黑暗而有害”，是“分裂性契约的传播者”，直接搅动和导致了“叛乱、内战和反叛”。他们的怒火直指向那个创造了并躲在通讯委员会的背后，煽动了大到英属马萨诸塞省、小到伍斯特小镇中一切混乱的“邪恶天才”。

新大陆上保守党人们对这一崭新的“邪恶发明”普遍怀抱恐惧。英属马萨诸塞省最尊贵的政治显要——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曾忧心忡忡地向伦敦报告，波士顿通讯委员会这一“创新”，显然“具有危险的性质和趋势”。

发明这“邪恶发明”的“邪恶天才”是塞缪尔·亚当斯（SamuelAdams），他是哈钦森总督纠缠不休的“一生之敌”，也是位列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中，面目模糊的美国国父之一。他在美国建国后没有站在被宣传的亮处，最知名的身份变为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堂哥。在去世之前，他烧毁了大量的信件和日记，因而在那时乃至后世的描述中，越发被渲染成一个手段神秘、操纵暴民、制造混乱的宣传天才。

“通讯委员会纯粹是一项美国发明，它的发明者是塞缪尔·亚当斯。”他那位虽然因脾气暴躁被非议，却直到如今都被光环笼罩、在由专业历史政治学者和民意选出的“美国总统历史排名”位居前列的堂弟，盛赞这项由他的堂哥制造的能够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的“科学发明”在政治世界中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在物理领域中的。他怒斥英格兰和爱尔兰剽窃了这项发明，却卑劣地不提及作为发明者的塞缪尔。约翰·亚当斯罗列了塞缪尔理应享受作为“发明者”荣誉的缘由：他首先构思了创造通讯委员会的想法，并且第一个在波士顿城镇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其的动议，最后，被选为世界上第一个存在的通讯委员会，也就是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主席。

约翰·亚当斯将美国革命的成功归结为这个崭新却危险的“发明”。这种危险正在于它像很多其他科学发明一样，横空出世之前无人认识，却在亮相之后能够被迅速复制。在波士顿通讯委员会运转起来没多久，在省内的其他城镇，出现了无数地方通讯委员会。约翰·亚当斯敦促历史学家研究波士顿通讯委员会与其他城镇的委员会之间的互动，认为在探索清楚通讯委员会的运行模式之前，“美国的历史永远无法书写”。

历史学家们越尽所能去抵达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塞缪尔·亚当斯，越发现他离危险的“邪恶天才”的形象越远。塞缪尔·亚当斯，一位潦倒的前商人、前收税官员，借用无数笔名小心谨慎的报纸经营者和新闻政论作者，没有华丽渊博的词藻和那种类似于罗马演讲家们的与生俱来的民众挑动性，最大的职业闪光点在于擅长于清晰直白地说清楚要表达的观点。

保守党们所认为的他的最大的“邪恶”之处，即煽动起叛乱和分裂，也并不是事实。亚当斯是一个相当温和和理性的人，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他才犹豫着认同美国应当寻求从大英帝国独立。相反，他的“通讯委员会”想法的起源来自于联合和协调起在大英本岛和新大陆的“爱国者”，以求维护宪法、限制王权反增的政治改革的想法。

“英国和殖民地的怨恨来自同一个苦难的根源，因此，对两者的联合，应当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培养。”1770年，在给好友阿瑟·李（ArthurLee）的信中，他试图构想出一个既能拯救马萨诸塞省，也能拯救整个英国的解决方案。他提出，如果伦敦和每个殖民地都由“最值得尊敬的居民”，组成类似于《权利法案》的“社团”，每年由代表举行一次会议来保持互通有无，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联合，并且能让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就是保皇派乃至国王本人，“无论多么伟大，都有理由感到颤抖”。

在好友兼家庭医生托马斯·杨的帮助下，塞缪尔·亚当斯试图更好地完善这个解决方案，让之在远离帝国中心、也没有那么大的马萨诸塞省先落地。手头已经拥有的报纸并非是最好的发起工具，可以用它对大众说话，但无法用最恰当的方式寻找和动员起正确的人。他们计划利用原有的法定的城镇会议，将所有的、无论多么小的城镇都纳入到通讯范围内，组织起那些“最值得尊敬的居民”来建立公共通讯委员会，发出整个城镇自己的声音，也是大英帝国必须承认的公共“声明”，并且持续教育和启迪他们自己的居民。

塞缪尔·亚当斯设想，每个“通讯委员会”的主要管理人员大约有六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再单独地领导一个部门。每个部门以公共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达成一项决议后，由主要管理者传达给其他部门，最后由相关的部门管理者们组成大会，进行最后的表决和审查，并且最终通过重新审议、少数人说服等等程序，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虽然这是现代公司制很常见的组织技术，但对于那个年代而言，是相当突破性的。

1772年的11月2日，塞缪尔·亚当斯等到，并且抓住了让他的解决方案落地的最佳时机。总督哈钦森孤注一掷仍要选择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官津贴，民众对于违宪的猜疑越演越烈。借宪法规定的古老的请愿权，塞缪尔·亚当斯直接在波士顿城镇会议上，提出任命一个由21人组成的通讯委员会来陈述本省权利的动议，并且“向本省的几个城镇和世界传达和公布这些权利，以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侵犯和违反这些权利的行为——同时要求每个城镇自由传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波士顿的记录专员忠实地记录下了他的所有陈述和“赞成票通过”的结果。

在下一年初，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事业已经如火如荼，有119个城镇起草了对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正式书面答复，甚至建立起了一份可以书信往来的省内其他城镇的通讯委员会的名单。总督哈钦森对此大为火光，试图通过总法院关闭省内各城镇之间“这种前所未有的交流”，但起到了反作用，反而加速了委员会的扩散和联通。波士顿通讯委员会也收到了来自弗吉尼亚和费城的委员会的通信，这意味着通讯委员会这个发明，已经被复制和扩展到其他地区。

技术创新：以“协议”为基础的“拓扑网络”

“通迅委员会”到底在技术层面有着怎样的创新，发挥出了如此大的、让当时人们无法理解的效力，以至于它和它的发明者都被当做了“邪恶”的化身？

作为“通迅委员会”名称关键词的“通讯”，是显而易见的突破口。一直以来历史学者们对其所做的研究，是试图尝试寻找到最贴切的比喻，去向大众形容和描述它在“通讯”技术层面的巨大革新。

塞缪尔·亚当斯的同时代人，早期革命历史学家李梅西·奥蒂斯·沃伦（MercyOtisWarren）将“通迅委员会”称作一种新的“交流系统”，“建立了一种促进了意见相似、利益相系、行动联合的交往”，以至于能够在所有殖民地打败他们共同敌人的阴谋。考虑到时代因素，这是在计算机时代降临、人们习以为常地被网络技术拴在一起的近三百年前，沃伦对于“通迅委员会”技术突破的总结，在那个时代是相当敏锐和抓住精髓的。

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而言，只要当他们再次发现“通迅委员会”这个旧“发明”时，“这是网络！”就会是他们惊讶之余，脱口而出对“通迅委员会”的形容。学者威廉·华纳（WilliamB.Warner）在他于2013年出版、以“通迅委员会”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自由协议：传播创新与美国革命》（ProtocolsofLiberty：CommunicationInnovationandtheAmericanRevolution）中，用了类似比较文学的手法，将“通迅委员会”和“网络”的特征逐一对号入座研究，让我们得以更加贴近这个对那个时代相当“超前”的技术创新。

但华纳对于“网络”的理解，是基于“因特网”而非“万维网”：“因特网”是物理意义上的全球网络，而由蒂姆·伯纳斯-李爵士（Tim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WorldWideWeb）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系统。如今我们大众所称的“网络”，是搭载于前者上的后者，而“通迅委员会”是搭载于已有的地方议会和邮政系统上的，相当创新的信息交流系统。

我继承了华纳给我的部分启迪，但将重新从“万维网”的角度，来剖析“通迅委员会”的“通讯”技术创新。

简单来说，“通迅委员会”们作为“节点”，共同组成了平等灵活、可加入性极强的“拓扑网络”。这是在遵循了塞缪尔·亚当斯为波士顿“通迅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也就是万维网层面的“协议”后，所自发凝聚而成的。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拓扑网络”是“通迅委员会”取得如此惊人的传播魔力的来源。几何学中的“拓扑学”（Topology），是去除了物体的大小、距离、形状等影响因素，来研究图形特性的不变之处。网络科学中“拓扑网络”，同样排除了“节点”之间距离、大小等等的影响。

在“通迅委员会”出现前，在新大陆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殖民地城镇之间的实力、大小不一，地理分布散落。就拿马萨诸塞省来说，省府波士顿和伍斯特小镇的整体层面的联结是非常微弱的。然而，1774年，13个殖民地中的每一个都按自己的方式，连接到了新兴的“通迅委员会”网络中。就像保守党人在波士顿“通迅委员会”成立后惶恐的惊叹那样，原本“连相互帮助都做不到”的殖民地们，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松散之中。

殖民地的城镇在通过“通迅委员会”所形成的紧密联结中，不论大小和距离，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声音，灵活地掌握了自己的主动权，以致渺小的伍斯特小镇中的民众能够采取比波士顿更大胆的革命措施。

其次，这样的殖民地城镇之间的“拓扑网络”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形的基础，是塞缪尔·亚当斯为波士顿“通迅委员会”所制定并被其他“通迅委员会”遵循的几个简单“规则”，正如李爵士为架构起“万维网”所设定的那三个基础而通用的“协议”:“统一资源标识符”（URL）、“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

这样的简单的发明原理，或者说是底层架构，大概免不了会让那些孜孜不倦要找出“邪恶发明”背后绚丽复杂的魔法的人们大跌眼镜。然而，如果非要说有某种魔法存在的话，这种“大道至简”就是魔法本身。

“人们经常对这项发明难以理解的是，除了URL、HTTP、HTML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这种“大道至简”，也是李爵士让万维网得以成为“全球网络”、地球成为“地球村”的魔法。他在自己的《编织万维网》（WeavingtheWeb:The OriginalDesign and UltimateDestinyoftheWorldWideWeb）一书中，认为“协议”这一支配服务器和浏览器来让一台计算机和另一台计算机对话的规则越是简单，万维网就越能避免于崩溃，并且随着更多计算机的加入而繁荣壮大，就像它最终做到的那样，成为“全球性网络”。

华纳做了系统的爬梳，将塞缪尔·亚当斯为波士顿“通迅委员会”所制定并被其他“通迅委员会”遵循的“规则”，也就是“协议”，归纳为了简单的五个，值得直接列出参考：“遵守正确的法律程序”、“共同行动”、“公众访问”、“对人民的普遍和系统的讲话”、“呼吁公共美德的倡议”。

“遵守正确的法律程序”：塞缪尔·亚当斯在通过表决创立波士顿通迅委员会时，是以宪法中古老的请愿权为合法理由的。第一份以波士顿“通迅委员会”的名义发往马萨诸塞省其他城镇的小册子《波士顿镇的投票与议事录》，不惜占用绝大部分内容来展现城镇会议授权书、动议和会议记录，在最后六分之一处才是表达希望和向其他城镇“传达情绪”、发布宣言的“致其他城镇的信函”，这种对正确的法律程序的遵守是被强调并隐含在期待之中的。

因此，在每个城镇发布宣言、选择建立自己的通迅委员会之前，都经过了城镇会议的讨论，在认真“遵守正确的法律程序”上达成了共识。

“共同行动”：塞缪尔·亚当斯在对通迅委员会的构想和构建中，强调一致的意见，也就是通迅委员会作为“一张嘴”发声的必要性。能够一致通过城镇会议的城镇，才能发出成立自己的“通迅委员会”的宣言。和波士顿一样，它们都以“我们”自称来发出第一声；它们也通过和波士顿类似的公司组织架构，在之后的对外交流中保持了“一张嘴”。

“公众访问”：波士顿通迅委员会在《波士顿镇的投票与议事录》中，所宣告自己的成立目的是“向本省的几个城镇和世界，传达和公布我们应有的权利和被侵权的状况”。它诞生的目的就是面向公众。城镇的通迅委员会遵循了这一点，往往选择在报纸上公开自己的宣言，并且将自己的一切授权书和会议记录公之于众。

“对人民的普遍和系统的讲话”：波士顿通迅委员会在《波士顿镇的投票与议事录》和后续的产物中，展现了一种直接面对大众、而非向上请愿的政治宣言，并围绕对权利的探讨而展开。各地的通迅委员会的宣言继承了这一特质，以本地集体的口吻面向所有大众，依次讨论了波士顿所提出的基本权利问题和不满清单。《独立宣言》正是基于“对人民的普遍和系统的讲话”的协议最极致的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

“呼吁公共美德的倡议”：在《波士顿镇的投票与议事录》末尾的重头戏——短小精悍的“致其他城镇的信函”中，波士顿通迅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请求其他城镇也建立起自己的通迅委员会来扩展组织，而是询问各个城镇在危机之前，是否有拿出自己的公共美德的决心。简而言之，创建和加入通迅委员会的宣言变成了一个“确认、制定、公布和宣告”各个城镇的公共美德来响应危机的测试，而非仅仅附和、响应波士顿。这其实帮助了那些无论多小城镇的通迅委员会都能够确认自己在网络中的主体性。它们是自愿的、独特的、平行的，拥有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力量。华纳认为，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伍斯特县能在后来的政治行动中，采取比波士顿更大胆的措施，成为美国革命的“真正发生地”。

但这些“协议”的解释和“拓扑网络”之间看起来有个小小的悖论，波士顿通讯委员会对于协议的制定性地位，和成为收到并发布这些城镇的通迅委员会的宣言的共同中转节点，即使并不愿占据统治和管理的地位，是否也推翻了“拓扑网络”节点平等的特质？

华纳认为通迅委员会们实际上是一个“星状拓扑网络”，也就是说，波士顿通讯委员会在其中所承担的职能，不仅是“节点”，而是同时兼任了交换并处理信息的“交换机/服务器”的“接口”之职。在此基础上，重新总结一下，波士顿通讯委员会打造了一个向外传播共同声音、制定网络协议的中枢“接口”，不断接入新的遵循协议的新“节点”，也就是各城镇的通迅委员会，由它按照协议集中处理返回信息再次分发。具体在行动层面，波士顿通讯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以类似公司的模块化方式运作来达成共识并记录下来，并且会按照共同的沟通规则，一对一地回复并记录那些不需经他们授权、自愿加入的城镇通讯委员会的宣言和来信，再用多种印刷物的形式将其一一或打包一并发向这些城镇，最终形成了“可以凝聚在一起做事”、同时平等灵活的网络。

这种超前的网络形式，就当时的时代而言，无疑能爆发出类似原子弹般让时人感到恐惧和不解的效力。李爵士对“万维网”的研究和他之后这么多年的网络科学的研究证明，在技术层面而言，不需授权、不被控制的“去中心化”网络，意味着被去掉了“卡脖子”的瓶颈，会实现成倍的、甚至令人恐惧的指数级增长。塞缪尔·亚当斯的发明，在某些特性上展现了这样的技术雏形。

“社会机器”：被遗忘的和被背叛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明了“万维网”的李爵士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魔法师——“万维网”已经是人们网络生活的底层架构，我们已经根本无法想象，如何回到一个没有“万维网”的世界中去。

不过，身为科学家的李爵士，其实对将“万维网”单纯作为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来赞颂颇有些无奈。在他最初的构想中，万维网是“ー种社会性的创造物”，被设计用来“帮助信息的交流”，“让人们一起工作”。这和塞缪尔·亚当斯对“通讯委员会”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们都为自己的发明设计了分权式的技术结构，来保障更平等、灵活的网络流动，最终期望让“任何规模的一群人”都可以方便快速地表达思想、获得和传递信息，同时在减少误解和重复性劳动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来实现共同目标。

“社会机器”（SocialMachine），是李爵士将他这样的期望结果所凝练而成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社会约束——这正是社会产生的过程。”他在《编织网络》中写道，“如果我们用计算机在网络上创建抽象的社会机器，那么计算机就可以负责管理，人们从此摆脱约束、只需做创造性的工作。”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他参与领导了网络科学家们对“社会机器”概念的更深入的研究，逐渐让“社会机器”的定义摆脱了依赖“计算机技术”的设限，还原为一种可以和“山丘一样古老”的“社会互动或组织类型”，只要其具有自我复制、共享协议协调、扩大或者创建新的社会议程的特性。

很显然，“通讯委员会”是一架相当古老的“社会机器”。在计算机种种原件发明之前，以华纳的修辞，“通讯委员会”以成员们的思想和身体打造了一台“共识机器”，展示了“人”和“技术”之间实际模糊的界限、又是怎样彼此内化的。只是，它仅仅存在了两年，并最终被在政治上更为正式的州政府网络取代。虽然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政治体制残留了很多“通讯委员会”的遗赠，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它作为塞缪尔·亚当斯阴影的一部分，和他一起被刻意地或无意地，最终被遗忘了。“万维网”，以及它的发明者李爵士的际遇，看起来要好很多。在万维网诞生的起初几年，它像一切新出现的、处于初期阶段的技术一样，遭受到了保守人士相当猛烈的批评，认为发明者要故意损害他们“真实”的生活。当随着网络像纸笔一样成为内化进这些批评家们生活的技术之后，“万维网”和它的发明者被写进了教科书里，被高高安放以示敬重。特别在2017年，李爵士因“发明了万维网、第一个浏览器和使得万维网得以扩展的基础协议及算法”，被授予了“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2016年度的“图灵奖”。

“万维网”和李爵士所遭遇的，不是遗忘，而是被恭敬地束之高阁的背叛。今天的人们“上网”时，他们所做的大多不是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敲入网址，继而在网页上点击超链接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而是解锁自己的手机，找到自己所需要的APP，也就是“应用”（application），里面没有地址栏、没有链接，甚至有些除了截屏之外无法向外分享APP内的一切。虽然仍有一部分APP采用HTTPS协议作为自己的底层架构，但“万维网”在APP时代基本上也只剩下了这个空壳。

最糟糕的是，“万维网”的精神已然被背弃。就像李爵士那个著名的比喻，一个个APP是一座座割裂的信息“孤岛”，通过相当霸道的授权吞进用户的数据、当成宝藏藏在自己的肚子里，谁拥有的数据越多，就越有商业价值、越能保持住作为“巨头”（BigTech）的领先地位。这一切直接站到了他对网络作为“社会机器”的构想的对立面，太中心化、太不平等、太封闭，这让李爵士感受到了相当的背叛。“网络不必保持现在的样子。它可以改变，它应该改变，它需要改变。”他如此哀叹道。当“万维网”呱呱坠地时，他为了让它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公用的、开放的“空间”，慷慨地直接开源了技术、放弃了自己的专利权和控制权。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他一直致力于保证它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他建立了由麻省理工学院主持的万维网联盟 (W3C)，职能是确保“万维网”始终使用一套通用的“协议”，并且创办了万维网基金会，来推动作为“社会机器”的万维网更加平等，普惠更多的公共利益。然而当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精妙封闭的APP成为更多人的第一选择时，他的努力更像是西西弗斯所推动的巨石那样轰然跌回了谷底。

不过，他没有放弃，试图重新发明一种新的范式，或者说，一种崭新的“社会机器”，就像“通讯委员会”砰地一声就完成了改变大多人的思想倾向的艰巨任务一样，展现魔力、力挽狂澜去“修正”网络的发展趋势，将其拉回最初构想的运行轨道之中。

在这个名为Solid的项目中，他无意让网络世界抛弃APP重返“万维网”，他所要做的是让“万维网”重新成为用户在网络世界中的支点，让用户可以将和自己有用的一切数据储存在网页中，被他们自己拥有和控制，APP所能做的是敲门请求调用，而用户可以选择开放全部或者部分数据的权限给他们。这意味着目前APP运行的逻辑将要被彻底改变，反逼APP们和整体网络重新走向开放、共享和去中心化，就像通讯委员会对被保守党们占据的殖民地政治体系所做的那样。

想想就知道，巨头们难以避免地要对李爵士的这个项目对抗，来守住自己的蛋糕和“护城河”。即使在构想层面，这就是个无比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不过，这正是技术的魔法最能发挥它拨千斤的魔力之处，如若成功，便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关于“社会机器”的最初美好许诺或许也“将如闪电般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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